Y 情感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目录_婚姻-婚外情-挽救婚姻

情感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目录

情感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目录

  长期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学界对郭沫若研究多有忽略,情绪化的贬斥为数不少,这多少偏离了历史线世纪中国主流文化的一些偏见和盲见。事实上,郭沫若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创作、历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领域贡献卓著,并长期参与科学文化界的领导工作,是20世纪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本组文章或以新颖视角、或从史料辨析,对目前存在的偏向有所纠正,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对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的研究进行系列反思,以促进学界对这些经典作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更加客观、深刻的认识,对20世纪中国主流文化有更为全面、公允的评价。

  摘 要:《女神》作为新诗历史起点的判断,虽然已是文学史的定论,但其狂放自由的诗风,却不一定能得到后来读者的认同。要在当下语境中认识 《女神》的“起点”意义,除了回到五四时代的 “现场”,进行历史的 “同情”之外,也有必要重构更为宏阔的理论视野。1923年,闻一多从 “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的角度,对 《女神》的全面阐发,提供了一个可以持续展开的框架。以 “世纪”的眼光,重新审视新诗的起点,也会为理解百年新诗总体的文化政治意涵,打开新的思考空间。

  摘 要: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自问世之初便存在两极阅读与评价问题,左翼右翼的两极阅读与评价后来演变成了中国大陆与海外的内源与外源阅读与评价问题。郭沫若剧作阅读应该减少伪阅读,全面深入地认识其可演性与可读性。此外,要充分认识和肯定郭沫若戏剧创作中的文类选择、融汇及演变问题,以开放的戏剧视野阅读和接受郭沫若的剧作,而不是以某种特定的狭义的剧作体裁观对郭沫若的剧作指三道四。作为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郭沫若的剧作曾被视为“骸骨”之迷恋,后来又被视为“时代的传声筒”,这些偏于否定性的阅读与评价,其实正指出了郭沫若剧作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即剧作家应该如何挖掘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或者说如何通过历史的重新书写建构时代文化自信。

  摘 要: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有着重要影响却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郭沫若需要反思,但很多反思建立在不实之词的基础上。现选择了有关郭沫若的婚恋情况、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十七年期间的表现、《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动机等流言,逐一分析这些流言的产生、传播,并通过可靠的文献史料揭示线年代以来学术研究范式及文学观念的转变有关,借助“反思郭沫若”的思潮广泛传播,对建立在“流言”基础上的“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也是省思当前盛行的一些有关学术和文学的观念结构的内在需要。

  摘 要:1946年出版的《鲁迅书简》中收录了鲁迅致姚克信,该信提到,敬隐渔说他将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寄给创造社后 “永无下落”。1947年,许寿裳发表 《亡友鲁迅印象记》说创造社 “把这封信抹煞”了。郭沫若随即写了《一封信的问题》,认为不可能存在 “把这封信抹煞”的情况。鲁歌根据新时期披露的“敬隐渔信”和鲁迅日记认为: “郭沫若的辩驳与说法则基本上是不妥当的”。事实上,郭沫若当时不可能看见这些材料。我们只能说郭沫若的辩解受到资料的限制,不能说郭沫若的辩驳不妥当。鲁歌等人之所以误判,是因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蒙蔽了他们的眼睛。通过逐段驳斥鲁歌《关于罗曼·罗兰评 阿Q正传的一封信》,可以在分析中明了事实真相;以此为例,说明了前见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

  作者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教授 (乐山 614000)。

  主持人的话:在当下活跃的青年作家中,石一枫既以接连不断的小说新作,显示出异常充沛的创作活力,又以切近生活的艺术探悉,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美学情趣。2018年,他以中篇小说 《世间已无陈金芳》斩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标明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进一步走向成熟。

  石一枫小说的引人注目,大约是在2010年创作了《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之后。那时的石一枫,作品写的多是青年男女的都市恋情,但他总会添加一些青春成长的迷惘,蕴含些许不同性情的碰撞,使得人物与故事都别有韵致。但就在石一枫写着,我们看着的过程中,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由《世间已无陈金芳》这部作品开始,石一枫作品里的况味,“痞顽”的成分少了,严肃的成分多了,甚至带有了更多的苦涩,更多的辛辣。显然,他在越来越严峻地打量生活,越来越深刻地审视人性。从而,看取人生的眼光有了犀利的锐气,把控故事的腕力有了强劲的霸气。

  这些年,石一枫以《特别能战斗》、《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力作,接连给人以惊喜。这种劲头,显示了石一枫的写作在现实主义之路上的大步前进,也以他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不断进取,也以此回应了 “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的时代呼吁。同时,石一枫的小说创作也向人们表明:“70后”作家群体已然崛起,而且他们以独特的观察视角,观照当代现实生活,捕捉新的时代脉博,正在日益走向成熟。

  这个小辑里三篇评论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青年评论家对于石一枫创作的深入观察与深切品味。而且,三篇文章在分析石一枫作品人物形象,品评石一枫作品的题旨意蕴时,分别谈到的通俗外观中的 “情感政治”、成长主题中的 “精神史内涵”、现实主义中的 “普遍性叙事”,在揭示石一枫创作的主要特点的同时,也在探悉着现实题材写作新的可能。∷活性氧!希望这个小辑在向人们介绍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的同时,也为现实题材创作的拓展与深化,提供石一枫意识到的和评论家感觉到的可资借鉴的一些经验。

  石一枫的《感谢沧海桑田》的创作谈,以他惯用的插科打诨的方式,阐说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称职的作家应该是能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里看到沧海桑田的人。”这也可以理解为作家要好好地 “阅读生活”和 “阅读时代”,同时还要通过小人物和小故事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如果这样去解读其意,石一枫自会为之窃喜。〔白 烨〕

  摘 要:石一枫通过讲述类型化人物的道德故事,形成了一种时代寓言的表达,从而规避了个人化审美形式主义的匮乏和“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缺失。他凭恃明确的主旨编撰叙事,在芜杂的经验中厘清、凝聚起关于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情感、情感平等与正义的脉络,形成了我们时代现实主义的一种普遍性叙事。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北京 100732)。

  摘 要:石一枫的小说在最近几年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质地日趋坚硬,气势渐显恢弘,但若从小说主人公与现实的关系而论,自有其一以贯之的脉络,他小说中的现实都是精神史意义上的现实。而这也决定了他的小说,虽面对的是广阔的现实,落脚点却在个人的精神成长上。这样一种宽视域与窄聚焦之间的内在张力,某种程度上正是他的小说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摘 要:石一枫的小说往往具有通俗故事的外观,他总是力图通过阅读吸引力将目标人群牢牢捕获,进而在故事中寄予宏大的叙事抱负。单就故事而言,《借命而生》的传奇性显而易见,但小说的关切重心并没有落脚在准确周延的叙事上,而是经由一种通俗故事外观,试图在写意层面投射作者孜孜以求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的呈现不仅在于小说展现的时代变迁,或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捕捉,更在于人物行动不经意间透露的 “情感政治”内涵,以及这一内涵展现的不同寻常的叙事意义。

  摘 要:“诗心”一词在中国古代罕见作为一个诗论范畴出现和使用过,但《诗纬》中有 “诗者,天地之心也”的说法。《诗纬》的说法其实不是“诗心”概念的表述,也不是表示“诗在天地之间是核心和中心”,而是对《诗经》与“天地之心”的关系的阐述。“天地之心”实指阴阳变化的“天道”。《诗经》契合、体现了 “天道”,所以 “诗者,天地之心也”。从孔子对 《诗经》的认识出发,可以认为 “诗心”指《诗经》的内在精神、《诗经》的“诗人之心”;扩而言之,指一般诗歌创作的“诗人之心”,或谓“艺术心灵”、“审美胸怀”。这种“诗心”,从中国传统文化去理解,可以概括为一种融会了中国儒、道、禅的“道德心”、“智慧心”的,以情感为特质,以自然无为、超脱自由为特征的审美胸怀。这种审美胸怀,是创构诗歌意境的心理条件。

  作者柯汉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广州 510545)。

  摘 要:中国诗学具有一种 “贵人”美学精神。在中国诗学看来,诗歌审美创作应该以“人”为主,言“人”之“志”,抒“人”之 “情”,“言志”、“缘情”乃是诗歌审美创作的精义所在。“言志”之“志”,就是“人”之“性情”,“言志”、“缘情”,也就是抒发 “人之性灵”。同时,这种 “情志”与 “性灵”必然为诗家个人特有,具有个体性、脱单独到性,为“各人”所“自得”,由此,遂使中国诗学突出地呈现出一种“贵人”、“重人”的美学精神。这种“贵人”、“重人”的美学精神,实质上与中国美学之“重人”、“贵人”主张是一以贯通的。

  摘 要:从语义学角度出发,考察先秦时期中华美学元范畴“中”的内涵嬗变,可以发现“时中” 是中华美学元范畴“中”的本质内涵,人们通过守“仁”保“中”、持“义”“时中”、以“礼”制“中”,以“智”执 “中”等修养工夫,可以达到“中”之审美人生境界。 “时中”既重视古今融合,是历史传承与时代变异的统一,又强调和谐适中,是局部得“中”与整体和谐的统一。

  摘 要:近年来,网络文学异军突起,纵横四海,开始与美国大片、日本动漫和韩国电视剧并驾齐驱,跻身于当代世界大众文化的“四大文化奇观”之列。但毋庸讳言,网文出海的可喜态势背后也隐藏着诸多缺失与短板。尤其在内容选择、资源优化、人才培养、版权维护等方面明显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因此,面对“出海热”,需要“冷思考”。在网文出海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与挑战中,如何借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经验教训,行之有效地提高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是当务之急;充分激活中国语言、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潜在优势,促进网络文学全方位、大纵深的整体性输出也势在必行;此外,如何将线下出版、影视改编、动漫制作、游戏开发与原作推广形成合力,打造综合式跨媒介文化产业品牌,也亟待深入研究和积极作为。总之,当我们看到网文之花怒放海外时,别只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应多想想“花儿究竟能红多久”。

  “起点国际”模式与“Wuxiaworld”模式——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两条道路

  摘 要: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 “走出去”由内容传播进化到模式输出,出现了新的现象,可从翻译模式、付费机制和原创体系三方面,对比由中国本土的网络文学 “起点模式”国际化而成的 “起点国际”模式和由海外自发生长的粉丝翻译网站 Wuxiaworld孕育出的“Wuxiaworld”模式的异同。在“起点国际”模式和“Wuxiaworld”模式这两条道路的竞合中,中国本土的文学模式成功国际化,不但使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大为提升,更有可能推动世界性网 络文学的诞生,并为其提供一种中国方案。

  摘 要:中国网络文学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走红海外,吸引了跨地域跨文化的百万读者,形成宛若 “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开局盛况;然而欣喜过后的理性思考推动潜隐问题渐露,可谓 “世途开步即危机”;以起点国际为代表的各方力量以 “壮心上下勇求索”的积极心态作出诸多开拓性的有益尝试,推动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入正轨;我们有理由期待,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网络文学必将走过“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艰辛蜕变,以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实现中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弯道超车。

  摘 要: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观念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 “人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是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包涵了更广的国际视野、更高的国际格局,既包括了全民,又注意了个体。不同的人民观念对不同时期的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20世纪早期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文学重视描写工人与市民;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重视乡村与农民,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新时期文学风格、流派的繁荣;新时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与人物的新变,都与 “人民”内涵的发展和变化有关。

  作者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长沙410081)。

  摘 要:中国文艺的阐释路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只能发生在一个文化场域中的共同在场,在共同在场中,形成默契与共识,而阐释就发生在这种默契与共识之中;在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同在、同感、同情、同心、同德,是阐释得以发生、交流得以可能的条件;对文本本意与作家本意的阐释,并不是阐释的最终目的,阐释作为一种交往手段,它致力于交往的皆大欢喜式的效果,心心相印、皆大欢喜,才是中国式的阐释路径。

  摘 要: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日益凸显,有关原创的言说不断增殖,进入21世纪以后,上述筹划开始落实为具体的理论建构。根据现有理论中的诸多话语资源,本文试图将身体学引入诗学研究,建构一个原创性的身体诗学图式:(1)“身体—动作—对象”是原初之诗的基本结构;(2)身体性想象是诗性生成的动因;(3)激发身体性体验是诗性制作的原初目的。通过对此图式的阐释,以下命题将获得证明:(1)做诗的主体是敏感的、主动的、劳作的身体; (2)诗性诞生于身体的行动并由身体的行动 (真实的和想象的)维系; (3)诗学终将落实为植根于身体的诗学。由此产生的是回到身体—生活世界的身体诗学,它超越了西方流行的以身体为客体的诗学研究范式,演绎了诗学重构自身的路径。

  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路径及前瞻 ——“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